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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树碑立传到挫骨扬灰——那个史上最传奇的乞丐

发布时间:2020-06-17作者: 阅读:(444)

从树碑立传到挫骨扬灰——那个史上最传奇的乞丐

转贴配图:毛泽东批《武训传》网路资料

传奇人生我们听说过很多。但有些传奇是可複製的,有些却不可再生,古往今来独此一人。

后人在评价武训先生的时候,往往说他是"千古第一奇丐"。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不仅在现实中被树碑纪念,更在正史中有传记的乞丐。但"奇丐"这个词其实很不準确,连他的生前壮举都无法概括,更不要说他身后的腥风血雨,无辜骂名。

如果以如今的标準,毫不夸张的说,武训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。即便放眼全世界的範围,至今也没有可以完全类比的人物。如果你要让我选择一个坚韧品德和伟大理想完美结合的例子,我选且只选武训。

但就是这幺一个伟大的独一无二的"奇丐",却最终在中国被挫骨扬灰,举国唾弃。

武训原名武七,光绪年间山东堂邑县人。作为一个职业乞丐,他至死都是干这行。从21岁开始行乞,到59岁病故,所谓"叫花子",他整整当了38年。

现实中很少见诸如武七这样,真正把行乞当做一份技术性的工作,而不仅仅是迫于生活无着的无奈选择。

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加引人注目,他将自己的辫子剪掉,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,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。光有形象还不行,他也卖艺。他特别擅长说唱,能根据现实环境,现编歌谣博人一笑。甚至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、刀破头、拿大顶等节目。为了让看客动恻隐之心,慷慨解囊,他甚至或给人当马骑,供人取乐,甚至吃粪便、砖瓦……

在行走江湖的过程中,他还会在行乞的间歇,去帮佣,打短工。一切的目的,都是为了多挣钱。

正因为他这种要钱不要命,把所有人的尊严都抛之脑后的行乞,才使得在三十年的时间中,积累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财富。

可一个叫花子,这幺搏命攒钱,到底是为什幺?

武七有两个哥哥,四个姐姐,排行老七。这种取名方式,一看就知道来自最底层。

武七幼年丧父,窘迫之下,只能和母亲一起艰难度日。15岁的时候,母亲託人给他找了份工,去馆陶县薛店的远房姨夫张变徵家做长工。武七负责看果园、餵猪。张变徵是个贡生,有点文化,但却是不折不扣的烂人一个。平时肆意欺辱打骂不说,还剋扣工钱。他知道武七是文盲,就伪造了一份账簿,骗武七签字画押。就这样,武七干了三年,工钱一分没拿到,反而在纸面上还欠了一屁股账。争辩之下,武七反被诬为"讹赖",遭到毒打,气得口吐白沫,大病一场。

这场大病,彻底改变了武七的一生。

一般人受到如此不白之冤,难诉之苦,有人可能会怨愤难平,鱼死网破求报复;有人可能忍气吞声,好死不如赖活;也有极少极少极少堪称佛性之人,从此醍醐灌顶,由怨反而生出大慈悲,不救己而要去救人。

这种人,就是武七。他觉得被恶人所欺、所骗,皆因为自己不识字,没文化,痛感受教育的重要。痛定思痛,发大宏愿,要凑资助学。用他的唱词来说,就是"使他们无钱也能读书,使他们读了书不再被人欺"。

可他一个家徒四壁的文盲,拿什幺来凑?

21岁那年,武七决定以行乞为业,去实现自己那个说给谁谁都会笑话的梦想。为什幺要用行乞这种方式?"扛活受人欺,不如讨饭随自己,别看我讨饭,早晚修个义学院。"

显然,再高尚的理由也难以装点要饭的落魄。

虽然武家处于最底层,但是要饭显然还是见不得人的丢脸事。特别是在身体健全,明明可以靠其他方式生活的情况下。所以武七的决定遭到了老母、兄弟、姐妹的一致反对。武七决心既下,一意孤行,导致"亲戚朋友断个凈"。

为了躲开亲人的目光,在此后30多年的行乞生涯中,武七足迹遍及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诸省。和他在行乞中的小丑扮相完全不同的是,私底下他完全过着苦行僧的生活,"日以两钱粗馒终其身"。钱财从不使用,即便是讨得较好的衣物和饭食,他也设法卖掉换钱。他所有的理想都在简单的唱词中:"吃杂物,能当饭,省钱修个义学院"。

由于他天天把"义学"这两个字挂在嘴边,众人皆以为其疯魔,送绰号"义学症"。

当然,也不是所有人都不理解。本地乡绅杨树芳在和武七交流后,被他的宏愿所感动,答应帮助武七存款、理财,帮他买田置地,放贷收利,使得武七的血汗所得不仅有了保障,还不断增值。

1888年,武七已经50岁。没有妻儿,孑然一身,行乞整整三十年。这个貌似小丑,吃剩饭,住破庙的老叫花子,名下实际上已经拥有田产230亩,资金3800两。这份财富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大地主的体量。

垂涎这份财富的人不少,包括武七的亲戚们。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动武七。

这一年,武七在乡绅的帮助下,终于迈出了实现理想的第一步。他耗尽积蓄,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,取名"崇贤义塾"。学校建成后,他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、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,併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。当年就招收了50多名学生,学费全免,办学所需经费就从他置办的田产中支出。

"义学症"的大名终于开始口口传颂。三年后,附近馆陶县杨二庄的出家人了证和尚,听说了武七的故事,感慨其大慈悲,把自己的香火钱和部份庙产捐出来,和武七一起创办了第二座义学——馆陶"杨二庄义塾"。

又三年后,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学务,听到义学的故事,捐给武七200两银子。加上部分乡绅的资助,武七在临清县创办了第3所义学——御史巷义塾。

山东巡抚张曜为此特地召见武七,免徵义学田钱粮和徭役,另捐银200两,以垂训世人之义,更名武训。上奏清廷后,光绪帝颁以"乐善好施"的匾额。并因其自称"义学症",清廷略加修改,赐给了"义学正"的名号。

1896年,59岁的武训患病,这个已经名震四方,身藏黄马褂的乞丐,还在成天想着攒钱办更多的义学。捨不得花钱吃药,结果病重不治。在他一手创建的御史巷义塾中撒手人寰。

出殡当日,堂邑、馆陶、临清三县官绅、学子、乡民倾巢出动,争相执绋送殡,人数多达五万。人山人海,哭声震天,自古国葬,未及于此。

1906年,清廷下诏国史馆为武训立传。山东巡抚衙门建造了武训祠,并立碑为纪。民国政府为其塑像,并建造了"武公纪念堂"。武训事迹被正式列入学校教科书中,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命名。后来的教育先行者陶行知、张伯苓等人皆受武训影响而兴学重教。中共的《新华日报》甚至在纪念武训特刊上称为武训是"中国的裴士托洛齐"(瑞典着名的平民教育家),甚至把堂邑县一度改名武训县。

可以毫不含糊的说,在中国的历史上,没有哪一个出身底层、自己并没有从事教书育人的人,能够得到如此崇高的评价和礼遇。而且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,哪个社会阶层对武训及其义举的评价都是高度一致,真正的"零差评"。

但中国近代历史就是这幺弔诡,武训的形象在1949年之后,遭遇了大逆转。

1950年10月,中国变天不久。私营的崑仑影业公司以武训的故事为蓝本,拍摄了电影《武训传》。饰演武训的就是着名演员赵丹。影片于1951年上映后,叫好又叫座,各地报刊纷纷刊文不吝讚美之词,几个月内发表相关评论文章200余篇,在全国文艺界形成一股武训热。

但形势却因为人民日报发表《应该重视电影〈武训传〉的讨论》而急转直下。这篇由毛氏亲自执笔的社论中,认为武训这种底层人物在万恶的封建社会不寻思革命翻身,反而帮助统治者助学育人,是典型的"资产阶级改良主义","承认或者容忍对它的歌颂,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衊农民革命斗争,污衊中国历史,污衊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……"

对于号称建立新世界的领袖而言,出现一个在普世意义上超越自己的偶像——而且还是一个乞丐,从根本上否定暴力革命的逻辑,这是很难接受的。这样的动机让匪夷所思的批判也就显得顺理成章。

当年7月,《人民日报》又发表了经毛氏审定的长达4.5万字《武训历史调查记》,说武训是一个"大流氓、大债主和大地主"。至此,《武训传》的讨论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。该片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认的第一部"禁片"。在《武训传》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法,被大量複製到后来的各种运动中,层出不穷,屡见不鲜。

文革中武训被冠以"劳动人民的叛徒"等帽子,1966年夏天,山东冠县红卫兵砸开了武训的坟墓、捣毁了塑像,武训的棺椁被抬出游行示众,尸骨被红卫兵用鎚子砸碎,最终连同棺木一起烧毁。千古奇丐,最终灰飞烟灭。

直到1985年,电影《武训传》被人民日报"平反",但直到2012年,这部被禁55年电影才得以"内部上映"。以至于时至今日,武训对于大多数中国人,仍然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符号。

女儿6岁的时候,我第一次给她讲武训的故事。还没上学的小姑娘还没听完就泪流满面。

我问,为什幺会哭?女儿说,他太伟大了。

如果一个6岁的小姑娘可以感知伟大这个词的实际意义,那幺我要深深的再为武训先生鞠躬致谢。虽然我知道这个国家很多人都是巨婴,还不如6岁的小姑娘。

如果要我用一个更为準确的词来形容武训先生,那就是"圣徒"。为了实现拯救世人的目标,完全可以抛开自身的安危、荣辱甚至性命。历史上很多人喊着神圣的口号,只是为了踏着无数人的尸骨,实现带血的私慾。但圣徒则不然。他始终胸怀世人,以爱而不是恨的方式,去践行自己的使命,播撒人性的光芒。

这样的人,不论他是在中国、日本、瑞士、欧洲还是名美国,也不管他是在一百年前还是一百年后,得到的定位,给予后人的启示,不会因愚昧的遮盖,而有任何不同。

所以如果你觉得中国人很卑劣,很无望的时候,你可以想想武训的神迹,他代表了这个民族大坚韧、大慈悲;如果你觉得中国人很厉害,很牛逼的时候,你也可以想想武训的结局,他代表了这个民族的真愚昧、真无耻。

我要用余世存先生的一段话来为此作结:"任何人都没有力量来为他加冕,任何机构都不配来给他盖棺定论。朝代不会比他更长久,国家政权的力量也不会比他更强大。因为只要中国人生活在这世界上,武训就活在这世界上。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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